以这种理论来推论，明吉凶无需借助《周易》的预测方法，只要求德性即可。
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⑤] 参见黄玉顺主编：《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性哲学》，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显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儒学有不同的思想理论、学术形态。其《君主论》开宗明义就说：从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府，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3、清代的儒学现代化清代是正式进入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的时期，从清初到晚清，经历了历史学上所说的从古代到近代的时代转变。而陈亮不仅也主张农商并重，进而认为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25]，故法令不必酌之古，要以必行（《三国纪年》）[26]，这是非常深刻的思想。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出现了我称之为儒学复兴运动的思想文化现象。
当时儒者的形下建树还不止于伦理政治，甚至涉及知识论与自然科学，如方以智的学术。[12]现以王阳明所开创的王学为例。现在谈论现代儒家和一个问题对应起来：现代国家秩序的构造。
我们看到所谓现代新儒家思想基本结构：儒家心性之学、德国哲学和民主政治，这首先成熟于张君劢先生，然后对后人产生影响。我觉得通过张君劢对儒家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重新定位，一直在解决问题，并且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主体性力量。更进一步，公众对于儒家的看法基本上是心性化、哲学化的方向，以致于到大陆的儒者提出政治儒学的概念后，大陆人会说你们为什么要关心政治？这是作为一个学者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这样的：儒学有没有可能在当下中国大转型阶段承担起它应该承担的责任？或者天命？儒家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承担它自己的天命？即构建一个优良的现代秩序。尤其是张君劢先生在1946年参加《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不管他在中间发挥主导作用还是共同审议的作用，起码他非常深入的参与了此过程。
比如我们现在看学院里发表的大量关于儒学的论文都在讨论心性儒学和儒家哲学，所以他们更多会走向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后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常委、民社党主席等职。
就我观察，围绕着牟先生展开的儒学议题太狭窄，把牟先生更宽广的议题遮蔽了。如果从张君劢先生来理解牟先生，《新外王三书》是牟先生跟后面心性儒学同等重要的思考，《新外王三书》应该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这是我想说了第一点，通过张君劢可以更好的理解牟先生。他不仅是一个哲学家，还是一个立宪者、一个政治家，而且把这两者融贯为一体，当然中间有不完备之处，对此我们有讨论，但起码他显示了这样的意向，并且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13年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
民国宪法之父，被部分学者认为是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有意思的是对现代儒学的想象，反过来塑造了人们对于两千多年来的儒家和儒学的想象。直到现在我相信在大陆的知识界大多数人还是这个看法（不知道台湾怎么样），所以给思想界设定的任务仍然是通过批判传统和儒家确立现代思想的主体地位，确立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地位，都是这样的一个看法。进入 秋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张君劢 新儒家 。
如果我们能注意一下牟先生和张先生之间的关系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完整的理解牟先生，牟先生一开始跟张先生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新生》的编辑，参与《立国之道》的写作。如果说儒家在现代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发挥了主体性作用，实际给了我们重新审视现代中国思想、政治、历史的一个新视角。
大家也知道过去十年有大陆政治儒学的新起，构成了大陆儒学非常重要的分支，但看蒋庆的论述非常有意思，一开始提出核心性儒学对立的姿态。现在儒家的人物中，张君劢在这方面功业最大，立功的背后是立德、立言。
我自己作为一个儒者，张君劢是我的典范。儒家在过去一百多年中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到今天儒家在一百多年中究竟是什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整体形象比较含糊、模糊，或者说是错误的，从我的立场来看可能是错误的。 第四，重新认识牟先生、重新认识儒家、重新认识现代中国的历史，想在当下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为什么要重新认识？这是我自己关心的问题--当代儒学要往什么方向发展？我想我们通过张君劢重新认识现代儒家的传统可以重新思考当代儒学，并就其发展的方向提供很多启示。我想对张君劢先生的重新发现可以给当代中国儒学指示一个更为完备的方向——儒学的心性和政治可以同时展开，它们相互之间有直接关联，而非把完整的儒学切割成互不关联的碎片，这是我们现在研究张君劢、重新发现张君劢的一个最现实的意义。我们通过对于张君劢的思想和政治实践的重新发现以及在现代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更准确的定位可以有效的来回答一个问题，即现代儒家究竟是什么，做了些什么。以前的研究很重要，揭示了现代儒者思考哲学问题，回应中西文明之间的紧张或者关系，张君劢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完整更丰富的视野——不仅在文明层面思考哲学问题，还在国家秩序构建方面努力。
第二，通过张君劢可以更为全面理解现代儒家。张君劢的视野要更完整，因而更像一个儒者。
著有《立国之道》、《新儒家思想史》、《义理学十讲纲要》、《明日之中国文化》、《儒家哲学之复兴》、《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等。对于这个传统我后来写过几篇文章想要阐述，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现代儒家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大家现在说的都是从新文化运动以后或者梁漱溟先生开始算起，这当然是一个理解的角度，还可以有另外一个理解的角度。
这是我今天发言想要讨论的问题，从四方面来讲： 第一，通过张君劢可以更全面的来理解牟宗三先生。1926年，与李璜合办《新路》杂志。
通过这三个线索，以梁、张为中心重新叙述中国现代历史。直到现在有很多表述比较狭窄，如现代化，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比如熊十力先生，他主要是一个现代哲学家，由此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一个儒者就是一个哲学家吗？当然他是一个哲学家，但不应该只是一个哲学家。这其实是我当初研究张君劢想要回应的一个问题。
张君劢是这个传统中承上启下的人物。一开始我就谈到现在儒学大概围绕着心性儒学展开的哲学化视野，哲学构造和哲学史追溯的视野。
如果我们有更完整的观察角度会看到新儒家的崛起其实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事实上中国式的保守主义，在30、40年代的思想和政治领域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看康、张的论述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里面涉及到非常重要的面向是中国人精神秩序的构建问题。
当然在现代儒家广阔的视野中，从康有为到梁启超、牟宗三的传承体系，他们有明显的人事直接关系。在启蒙史观、革命史观的叙事中，儒家是一个问题，是现代化的障碍，是建立民主政治的障碍，也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障碍，通过清理儒家以及儒家所塑造的中国人价值、中国社会各种各样的制度建立理想中的现代秩序，儒家都是问题。
我说这些话的含义是现在学界所承认的现代儒家人物中，可能张君劢最特别，也最具有代表性，他跟熊十力、梁漱溟、钱穆先生相比最特别，恰恰能代表儒家在处境中应该具有的角色，充分呈现了一个儒家在这样的时代中的形象。我觉得通过对张君劢先生的研究可以更清楚的看到现代儒者是什么，现代儒者在做什么。张君劢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同时发声于思想文化界。可能我们通过张君劢可以更好的理解儒家和儒学。
宣统二年（1910）回国后，被授翰林院庶吉士。1949年经澳门去印度，1951年后寓居美国。
第三，通过张君劢可以更为全面的理解现代中国历史。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现代儒家最晚要从张之洞算起，因为他们开始应对现代问题，所以就是现代儒家，不管在哪些方向思考，提出了什么样的方案，这些方案在实践中究竟有没有实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思考的维度和深度与以前的宋明儒者都不同，我认为这足以称之为现代儒家。
到今天我觉得我们需要面对几个问题：一是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儒家在一百多年究竟做了什么，在大转型的时代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个问题可以具体，这一百多年中儒家究竟是障碍还是现代秩序构建的主体宣统二年（1910）回国后，被授翰林院庶吉士。